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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中海世界是如何灌溉土地的?

作者:[英]佩里格林·霍登/ [英]尼古拉斯·珀塞爾 著 發布日期:2019-02-20 16:12

我們有一定理由將水稱為地中海世界食物生產中最重要的變量。在任何一個微觀區域中,土壤的保濕能力和井水、泉水、地表水在不同季節的分布與供水穩定性都是極其重要的地形要素。分配、貯藏與再分配等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問題使得對水資源的控制成為支離破碎的微觀區域環境要素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水資源的管理成了地中海史上的一個永恒課題,也為人類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空間。它為研究技術創新的社會影響提供了重要線索與案例。我們對于這一主題的觀點是與眾不同的:在我們看來,即便對于埃及等地區而言,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也是遠遠不夠的,但它本應當構成經濟社會史研究的基石。 

地中海世界灌溉技術的性質  應用灌溉技術的一個極端例子是水田農業。但它僅在地中海世界濕地環境中的有限區域內才真正存在過。更具備可操作性的技術是伊斯蘭農業史中所說的“制造夏天”——即使夏季成為作物生長期。它通過利用穩定的、終年性的、不會中斷的充足水源將冬季生長期延伸至干旱的夏季,或一直持續到夏季結束之后。需要強調的是,這并非灌溉技術通常或常見的目的所在。水資源的消耗量并無統一規律:來自內蓋夫(Negev)地區牧民的統計數據表明,一個由6口人、兩頭駱駝、一頭驢、兩條狗和10只綿羊構成的家庭單位竟然可以僅僅依靠18立方米水維持一年的生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給出的最低標準則是每人每日25升水,約合每人每年10立方米。按照這些標準來看,為了“制造夏天”而進行持續不斷的灌溉是一種瘋狂的揮霍。每天向100公頃灌溉園圃提供20毫米的水量會耗盡一座“中等規模羅馬城市的水渠”的日供水量。因此,我們關于灌溉史所要強調的第一點是:這種技術要求非常簡單的生產方式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是難以操作和十分罕見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地中海世界的淡水資源是不足以支持在夏季進行的大規模灌溉的。盡管依靠泉水進行的夏季農業生產可能在微觀區域經濟中發揮與自身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但它的規模必然是地方性的。綠洲農業中資源充足、唾手可得的灌溉用水只是特例。人工采集地下水的技術也存在著若干問題。這方面最重要的技術是著名的地下管道體系(qanat)。它可以汲取原本無法利用的地下水,制造“人工泉”, 對阿拉伯世界“制造夏天”的工程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對具體地區環境特征的關注卻要求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種技術:這種管道最適合抽取沖積扇內季節性的地下水(因為在這種松軟土層中進行挖掘是相對容易的)。因此,它不免要偶爾導致洪災。人們可以采用這種集水方式(如西班牙南部的cimbra)或打井的辦法獲取地表河床下面潛藏的水源,但這種水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集水管道(Qanawat)的技術要求很高,并且造價不菲:20 世紀中期文獻所記載的一條伊朗(Iran)境內的管道長達3公里,其供水足夠在每24小時內向半公頃的田地灌溉一次;修建這一工程整整耗費了17 年(English 1968,174)。 

永久性河流是提供充足水源的最佳選擇。在埃及,人類從十分遠的年代起便采用重力提供的灌溉網絡利用尼羅河的水資源。按照地中海世界的標準來看,干旱氣候與水量充沛的尼羅河之間構成的反差是獨一無二的,這使得古埃及人的灌溉技術遠遠領先于其他古代民族。但即便在埃及,常年維持果園與園圃種植活動的做法也是逐步推廣開來的,其中口袋(saqia)在希臘化時代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到了16世紀,埃及灌溉體系的維持需要使用12萬名全職勞動的工人。可以利用地表水的池塘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在尼羅河三角洲(the Delta),人們需要預防鹽堿化的發生。但尼羅河的主要貢獻并非為在大部分地中海地區經歷旱季的幾個月份里繼續發展農業生產:如果沒有尼羅河的話,埃及根本無法組織農業生產。在地中海世界中的其他地方,只有伊比利亞半島降雨帶籠罩下的西班牙東部與東南部地區才存在著(一方面)年際總降水量不足以維持養活大量人口的農業生產和(另一方面)擁有水量巨大的河流兩種現象并存的局面。 

即便在水資源看似十分豐富的環境中,大規模灌溉的用水也不是像人們普遍設想的那樣容易獲得的。因此,水資源調控的通常目的只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對捉摸不定但可以左右微觀區域命運的降水的依賴性。換言之,那是一種“保障冬季生產”的灌溉。在這種模式下,降低洪澇水災風險的考慮同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正如我們之前指出過的那樣,排水是與灌溉密不可分的。通過可靠的人為控制降低基本農業產品生產過程中充滿風險的不確定性是地中海世界大部分水利技術的目標。人們可以通過多種多樣的手段(從對自然界中永久性河流的引流到人工蓄水池的修建),結合各種空間范圍與地形條件(巖石、海拔、土壤類型、坡度等等)去實現這一目的。在半干旱地區,人們經常會試圖在冬季暴雨過后通過引流或堤壩攔截(如西班牙南部的boquera)等手段截流洪水,以便保護自己的耕種環境,并將這些水資源用于農業生產。收集洪水中富含礦物質的沉淀物有時與利用水資源同等重要。無論是否擁有提水設備,永久性河流都會更多地被用于這一目的,而不是所謂的“制造夏天”。 

水利技術的“里程碑式突破” 

跟耕種技術發展史一樣,水利技術發展史同樣為科技史中的“里程碑式突破”(Famous Discovery )提供了諸多素材。地下管道體系與水輪裝置都被視為使生產力煥然一新的決定性要素。但我們只有在審視這些體系發揮作用的環境條件及規劃、建造、保養它們的目的后,才能對其在改善灌溉效果方面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魯薩國王的堤壩僅僅對他私人地產上的一小塊土地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此外,大發現歷史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是我們能夠證明一個消極事實,即人類在這項所謂發明創造問世的偉大時刻之前從未利用過這一理念。對于地中海史而言,證明這些情況的存在尤為困難。事實上,我們將在本章中多次看到,這類技術史上曾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斷言在一條考古發現材料或文獻、文學史料的引用面前轟然崩塌。 

對學術研究而言,能夠將此類發明創造的年代提前是很有幫助的;因為長期以來,我們關于應在多大程度上贊美某些“偉大文化”的技術發明的討論已經走火入魔。我們在此已沒有必要進一步批判相關文化史完全經不起推敲的粗糙結構體系了;但很顯然的是,出于情感或政治(相當普遍)原因,這些說辭仍然擁有自己的市場。這種思維定式仍舊反映在關于欠發達狀態、落后性與原始性的一些錯誤觀念上;我們在本章結尾處將有機會再次提及這些情況。事實上,塑造人類與地中海環境互動模式的大部分社會現象都并非專屬于某個民族。  

在對地中海世界灌溉技術的研究中已出現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新突破:人們開始對中世紀西班牙東部地區的史料進行全新的、主要基于考古視角的解讀。這個地理條件十分獨特的地區保存了大量檔案性材料,作為其補充的還有相當可觀的考古資料。這些材料迷人的豐富內涵是值得受到研究地中海地區的史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的:因為除了專門研究該地區的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外,它們還提供了更多信息,足以引起人們十分廣泛的興趣。米古埃爾·巴爾塞洛(Miguel Barceló)是對與此相關的、值得引起史學家重新思考的重要田野調查活動成果的熱情洋溢、睿智犀利的解讀者。這些灌溉網絡的支離破碎向這位史學家提出了如何進行合理歸納的問題。巴爾塞洛辨認出了發生于全伊比利亞半島的整體轉型過程,它是由一系列將許多微觀區域聯系在一起的干預措施構成的。我們確實有理由采用巴爾塞洛提出的術語“灌溉地區”或“灌溉空間”來描述這種效果,它也被稱為灌溉的“宏觀系統”(macrosystem)。巴爾塞洛充滿激情地堅持著從社會與經濟視角研究此類地區的必要性;我們之后還會簡略提及他將之同以眾多小生產者和來自“大地主”(se.ores de renta)的吞并競爭共存局面為基礎的中央財政體系建立起的聯系。 

文獻材料、地名線索和考古證據將伊比利亞半島這種供水系統的起源同公元8世紀柏柏爾人對西班牙的重新占領密切聯系在了一起(Bazzana 1992)。但判斷這是否為地中海世界中的新現象是至關重要的。一些學者會謹慎地將之表述為當地同馬格里布或更加靠東的伊斯蘭世界灌溉系統之間的社會文化相似性,而非對后者的直接照搬;巴爾塞洛則直接將這種追本溯源的做法指斥為毫無意義,認為對該現象的社會解釋才是更為重要的。然而,如果我們在終于對歷史上埃及地區之外的一個地中海世界灌溉種植區進行了認真研究的情況下,卻毫無必要地刻意避免將它同其他地區與時代進行比較的話,那畢竟是一種巨大的缺憾。 

受到低估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灌溉技術 

史著《古希臘羅馬的技術》認為,灌溉手段在“旱作農業技術居于主導地位的希臘與意大利是十分罕見的”。“組織水利建設所需的思想元素對于希臘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然而,柏拉圖開出的、治理理想希臘城邦的“思想良方”其實已經包括了這項規定: 

來自宙斯的水從高處流下,落入陡峭山谷的河床中,從而不至于造成禍害,而是能夠造福當地。鄉村的管理者們(agronomoi) 這時應當關閉堤壩的出水口,讓它們阻攔、儲存雨水,并為散布在下游各處的農田提供溪流和泉源,讓十分干旱的地區得到充足的水源供應。而對于以河流或泉水形式存在的地表水,他們則應當讓農田和美觀的建筑與之相伴,將散布各處的地下集水導入其中,使之成為一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水源。如果那里恰好要修建一處圣樹叢或圣所的話,他們還可以使河道流經神廟,讓潺潺流水永遠裝點著那些地方。 

這段文字所描述的地區大致就是阿提卡,那里既有喀斯特地貌中的泉水,又有在雨季泛濫的河谷沖刷出的陡峭山坡。石灰巖地貌有利于嘗試進行水利建設,這一點甚至構成了解釋古風、古典時期希臘定居模式的水文地理要素之一。我們當然反對決定論式的解釋方法,但卻可以欣然承認這樣的觀點:在古希臘農業種植區里,對水資源的系統管理是十分常見的。人們會很自然地利用滲水孔對石灰巖高地上的封閉盆地(其專用術語為polje,來自達爾馬提亞)進行排水;后人不僅對之進行了改進或模仿,還針對其來歷提出了自己的解釋: 

愛的洪流將你從高處拋下萬丈深淵,如同希臘人傳說中庫勒尼山(Mount Cyllene)附近的菲尼烏斯(Pheneus),從濕地排出的水流在那里滲入了肥沃的土壤:相傳是擁有狡黠父親的赫拉克勒斯在這座山的昏暗洞穴里開鑿了這條通道。

——卡圖魯斯《詩集》 

至遲自邁錫尼時代起,希臘山區盆地的居民們便在改造當地環境方面展現出了偉大才能(Lauffer 1986)。地圖16 反映了在彼奧提亞中部大片封閉盆地處建設的水利工程,以及當地居民堵截山脊側面谷地洪水的工程、對永久性泉水進行引流的管道和在沼澤與湖泊中修建的、分隔濕地資源與來自進行排水和灌溉的谷地的供水的堤壩。它們還反映了這些工程適應各地地形特征的細致之處。科派斯湖(Lake Copais)周邊的中心濕地為居住在廣闊范圍內的大量人口提供了資源,在古典時期以其農業和水利工程的發達聞名于世。意大利中亞平寧山脈福奇尼湖(the Fucine lake)所在的山間盆地似乎也存在著類似的現象。 

如果說考古學家們忽視了古典時期的灌溉系統的話,那么問題主要來自于水利工程物質遺存的易損毀性。在《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中提及的數百座11 世紀英格蘭的水磨中,只有9座一直留存到了今天。而在自古典時期以降的、跨度更大的漫長時期內,更不穩定的地中海世界環境條件產生的影響當然會更加顯著。 

希臘中部與東部是飽受無常冬雨禍害的重災區。但降水更為豐沛、穩定的意大利中西部同樣早在公元前1000 年后不久便發展出了十分復雜的水利體系。在數百年內,當地人運用在本質上與地下管道體系異曲同工的技術,在火山斷崖上開鑿了數以千計的、長期令考古學家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孔道,用于進行排水與灌溉。這些手段對當地環境的徹底改造很可能同羅馬統治者對新平定地區的第一次系統進行的大規模移民,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該地區土地整體進行的規整劃分存在著關聯。如果情況確實如此的話,它很可能是其他地中海世界灌溉區創建時參考的成功典范。 

我們認為,在未來的學術討論中,水利工程對中世紀以前地中海世界農業生產的貢獻將會受到更充分的重視。但這一預言并不僅僅是為了糾正一個怪異的謬誤,或表達我們博古學者式的好奇心。對古典時代之后灌溉體系的研究已提出了與農業發展歷程有關的若干有趣問  

題,而古典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恰恰可以為這場辯論做出許多貢獻。綿延數十公里的宏偉羅馬水渠是地中海世界水利技術的光輝范例。但與半干旱地區壯觀的水輪裝置一樣,由于自身在設計、建造與維護等方面的特殊要求,羅馬水渠并不是普遍存在著的。水利技術的改進更多地是與微觀環境的具體生產要求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本文摘錄自《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 / [英]尼古拉斯·珀塞爾(Nicholas Purcell) 著,呂厚量 譯,中信出版社·全球史譯叢,2018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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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思想 編輯: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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